在内外因的合力之下，《异形：夺命舰》的成功似乎是一种必然，不过，这种必然离不开一个有力的助推，以及一个跃入社会舆论场的关键标签——“全程无删减”。

首映当天，网传有家长投诉影院，声称自己8岁的孩子在观影过程中受到了惊吓，要求影院承担孩子的医院检查费用。消息一出，“异形吓坏8岁小孩”迅即登上热搜。电影本身“无删减”的标签，配合这一事件，激发了大众对电影恐怖元素的想象，引发了破圈式的观影效应。

（图源：微博）

8岁小孩当然不应该看《异形：夺命舰》，但这是谁的责任呢？老生常谈的电影分级制度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类似《异形：夺命舰》这样的影片，未来要想在国内电影市场继续保持票房优势，仅仅依靠偶然性的社会事件来促成并非长久之计，分级制度似乎是行业内外都在期待的一个未来。

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对电影分级制度的探索由来已久，由于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差异，彼此之间也很难有可供直接复制的经验。电影分级制度当然是道阻且长的，但它同时也是应该去做的，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所展现出的新市场规律，让电影分级制度有了比过去更强烈的当下性。

分级制度，步履维艰

国内尝试过很多次对电影分级制度的推行。只不过，市场的复杂性与标准的模糊性，让分级制度在不同阶段遭遇着不同的问题阻挠，迟迟困于“通知”、“建议”阶段，成为悬而未决的陈年问题。

早在1989年，电影分级制度便开始了初步探索。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决定于当年5月1日起，对部分电影实行分级制度，明确划定四种“少年儿童不宜观看”影片。

《黑楼孤魂》成为当时实行影片审查、放映分级制度的第一部“儿童不宜”的电影，也是第一部走上大银幕的国产恐怖片。后来导演穆德远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是第一部专批的“儿童不宜”的电影，但可能也是最后一部。

《黑楼孤魂》剧照（图源：豆瓣）

“儿童不宜”四个字深深牵动着当时观众的神经，也引起了其它电影的“效仿”。以一般影片标准通过审查的电影《寡妇村》，因为影片合作方是香港银都机构，根据香港影片的定级制度该片被划分为“儿童不宜”，于是，片方便“顺水推舟”将这四个字作为了宣传噱头。

一时之间，《寡妇村》场场爆满，甚至有影院卖站票，“黄牛票”更是卖到了2元一张，据电影发行部门初步统计，该片的上座率和票房收入创下了198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之后，该片也因此导致的宣传问题卷入官司，成为中国第一例“电影宣传诉案”。

《寡妇村》虽然争取到了自己的票房，却也让当时的分级制度陷入过大的争议之中，分级制度慢慢搁置了下来。

直到2003年，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大片时代，电影市场工业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分级制度再次被搬上议程。贾樟柯、王小帅等七位电影人联名签署“就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致电影局”讨论提纲，呼吁“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

之后，电影人纷纷为推动电影分级奔走。2012年，导演谢飞在微博上呼吁，强调“建立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此之后，谢飞导演还在各种场合呼吁电影分级制度落地。

（图源：微博）

与此同时，社会民众也表达着对分级制度的渴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影视分级制度研究》项目组在2009年至2011年，通过754张问卷调查大学生对分级制度的态度，其中，赞成率达93.56%。

可惜的是，实质性的分级动作并未出现。

2017年，目前电影产业领域法律位阶较高的法律《电影促进法》正式施行，其中第二十条规定“电影放映可能引起未成年人等观众身体或者心理不适的，应当予以提示。”虽然这不是对电影分级的规定，但是市场层面也开始有所反馈。

《金刚狼3》在院线上映时，线上线下售票窗口明确提示“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应在家长陪同下观看”，这也让该片成为中国内地首部具有此类明确发行公示的影片。

这种“明确提示”一直到现在都是大多数电影会采取的方式，用软性的观影提示功能替代分级制度的硬性区隔，甚至，片方也会在宣传海报上提前进行自我分级。国内首部自主分级的电影《大护法》从预告片到海报，处处标注该片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

提示与告诫只能让影院和片方站在道德层面去劝阻不适合的观众进场，然而，当下部分观众连基本的禁止屏摄都尚且无法建立广泛认知，这种提示就更加难以被注意到。

影院没办法采取强制性举措，保证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观影体验，家长带孩子去看《异形》这种事，即便觉得荒唐，更多也是无能为力。

借鉴的可能性

海外践行电影分级制度已久，不过可借鉴度相对较低。每每谈及分级制度，美国与韩国是绕不过去的两个海外经典案例。

美国是最早进行分级制度的国家。早期的美国电影市场因为电影制片厂泛滥地拍摄色情、暴力的作品，随着影响越来越恶劣，美国开始重视电影管理，并出台了《海斯法典》。

《海斯法典》详细规定了12种被禁止的电影内容，甚至对语言、片名也有着苛刻的规定。强制性审查规定虽然促使美国电影的规范化，却也因此影响了美国电影行业的良性发展，内容创作长期陷入与审查制度的周旋之中。

《海斯法典》

1966年，美国电影协会与全美影院业主协会、美国国际电影进口商和分销商协会一起商榷确立电影分级体系，在不断地摸索与完善中，美国正式确立电影分级制度，五级分级体系一直施行至今——G级（所有年龄段可观看）、PG级（建议儿童在父母陪伴下观看）、PG-13级（13岁以下儿童需父母陪伴观看）、R级（未满17岁需家长陪同观看）、NC-17级（17岁以下观众禁止观看）。

不属于政府机构的美国电影协会负责着美国电影的分级情况，在决定电影分级时，更多基于评定组委会的讨论投票，美国政府只能对电影行业进行宏观调控，并不能决定评级分级，可以说，美国电影协会更多作为一个“自律组织”进行行业把控。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

同样，韩国也是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通过行业自律来推动分级制度。上世纪70年代，受制于朴正熙颁布的《电影法》和全斗焕的“3S政策”，以及海外片的冲击，韩国电影长期萎靡不振。为了摆脱这一状况，1997年，韩国实施《电影振兴法》，保证了电影环境的健康自由，三年后，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电影审查制度，施行分级制。

韩国电影评级与美国相似，同样是五级分级，只不过在年龄区隔上有所不同——大众级、12岁以上级、15岁以上级、18岁以上级和限制级。虽然评级由民间组成的影像物等级委员会负责，但是限制级影片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放映需要得到市长行政许可，且必须在指定放映场所才能放映。

韩国电影分级制度

美国和韩国得益于分级制度的施行，刺激了电影环境的活跃，激发了创作者的创作激情，也一步步塑造了观众良好的观影习惯，好莱坞和忠武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正因如此，不少人认为借鉴海外经验，放置在国内环境就可以一劳永逸。

这种唯结果论的复刻想法，站在现实层面来说，缺少了对国内电影市场环境复杂性的判断。

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电影政策都经历了非常久远的推动过程，且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组织，保证了行业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监督。韩国电影虽然没有久远的历史，但是其变革建立在激进式动作之上。一个是建立在时间成本之上，一个建立在动作力度之上。

区别于海外市场有限的受众市场，国内人口基数大，多民族、多地区不同的情况都会影响分级制度的制定标准，没有经过深刻调研的标准草率施行会产生一定的行业混乱，对当下正处于成长期的中国电影市场产生巨大的震动。可见，海外分级的成功，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不具有绝对的借鉴价值。

分级制度的当下性

虽然分级制度的施行过程有诸多问题需要慢慢思量，但从当下的电影市场现状来说，推行分级制度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事情。

首先是，如今的电影市场分众化趋势明显，出现一个大众化的爆款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观众在长期观影中，已逐步建立自我兴趣认知，会有选择地进行观影，这也影响着创作者会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创作。

可是，观影制度仍然是完全大众化的。这就导致了并非影片受众的观众容易进入“错误”的观影空间。

最明显的莫过于动画电影。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成人向动画电影越来越多，有些甚至并非类型片创作。比如，不思凡的暗黑童话系列，刘健执导的现实主义动画。这些影片虽然用动画的形式呈现故事，但其内核和表达方式并不适合未成年观看。然而，仍有缺乏电影基本认知的家长单纯地觉得只要是动画电影就可以给孩子看。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其次，所有影片面向统一大众，也会影响宣发层面的策略安排。目前的电影宣传，总是倾向从电影中寻找一个普世宣传点进行撒网式铺设，这种宣传策略不利于电影真正的受众寻找到自己喜爱的影片，也导致当下电影宣传普遍陷入一种近似的模板中，同质化的宣传会进一步推开观众。比如七夕档的《负负得正》就有些可惜，作为一部内容上颇具创新度的电影，其宣传路线与以往的爱情片没有任何差别。

《负负得正》剧照（图源：豆瓣）

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年下行的电影市场展现出了一大明显趋势——充斥奇观的作品才能保持竞争力。比如年初的《周处除三害》，暑期档的《默杀》，再到最近的《异形：夺命舰》，纯粹的奇观化场面成为所剩不多拉动观众进入影院的强动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需要分级制度来保证奇观的“原汁原味”，也保证它不会对接受不了奇观的观众造成伤害。

（图源：猫眼专业版）

从本质上来说，电影分级制度其实是让符合大众道德标准的作品得到最大化的市场投放，既为未成年人设立安全的观影边界，也为电影创作开辟出自由的空间。

诚然，分级制度面临着诸多复杂情况，倒不如退回到制度的原点，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为确定性目的。毕竟，分级制度的设立并非意味着对非法内容的合法承认，而是保证合法内容之中，让未成年人接触到更适合他们成长的作品。